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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圣经》没有被篡改的3个充分理由

许多人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经》已经被篡改,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哪些经文属于《圣经》,而且翻译错误如此之多,以至我们没有得到原始信息。然而,这些未经证实的言论一再遭到质疑和反驳。除了《旧约全书》(已得到充分验证),多年来无数书籍都完美地证明了《新约全书》经文的完整性,其中包括J.W.麦克加维的《基督教的证据》、库尔特和芭芭拉·阿兰德的《新约全书》、F.F.布鲁斯的《圣经正典》、布鲁斯·梅茨格的《新约经文》、F.H.A.斯克里文纳的《新约经文鉴别浅析》、弗雷德里克·凯尼恩爵士的《我们的圣经和古代手稿》、本杰明·沃菲尔德的《新约经文鉴别学概论》等。那些诋毁圣经经文完整性的人,要么是对长期存在的事实一无所知,达到不可原谅的地步;要么是就是蓄意偏见。如果读者希望了解《圣经》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真相,只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考证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可以找到证据(帖撒罗尼迦前书5:21;约翰一书4:1)。我们是否拥有原作者所写的信息?事实上,《新约圣经》是古代历史中经过最广泛验证的书籍。以下的事实完全打脸了任何对《圣经》完整性和传承性的抨击。

理由1:《新约》希腊文文本已得到验证

我们之所以知道原始的《新约圣经》内容是怎样的,是因为我们有三类现存的证据:希腊文手稿、古代译本和教父引文(指早期基督教作家在书信、评论和通信中引用、转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及《圣经》中的章节),并且可以据此重现《新约圣经》原著。目前,包含全部或部分《新约》内容的希腊文手抄本数量为5874份。可以用来考证《新约》经文的手稿考据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古代经典作家的手稿考据。《新约》原著的写作到现存最早的副本之间的时间相对较短。虽然没有两份手抄本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完全一致,但大多数抄写员所达到的准确度都非常高。绝大多数的手稿的差异都只涉及一些细枝末节,不会改变《新约》的任何基本教义,基督教教义的任何特征都不会受到影响。解决这些差异的适当办法是可以找到的。即使没有这些解决办法,手稿考据也是非常丰富,原文是现存选项之一。即使是那些可能被某些人视为“具有教义意义”的差异(例如,马可福音16:9-20;约翰福音7:53-8:11),也涉及《圣经》其他章节所论述的内容,但是这些地方的真实性/确定性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自信地确认,我们所拥有的   原始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完好无损的。剩下的1/1000涉及无关紧要的细节。

此外,包括拉丁文、叙利亚文、科普特文、哥特文、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埃塞俄比亚文、旧斯拉夫文等在内的大量古代译本进一步证实了圣经经文的准确性。历史上的经文鉴别家们一直坚定不移地肯定这些古代译本在重现《新约圣经》文本方面的价值。例如,瓦加内指出“继《新约》的希腊文手稿之后,这些译本是撰写该文本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来源(1934年,第28页;参见沃格尔斯,1923年,第84页——“译本对于确定《圣经》原始文本非常有价值”)。虽然注意到了局限性,但阿兰德承认:“译本的重要性非常大”(1987年,第182页)。

通过被称为教父(即早期基督教作家,他们在书信、评论和通信中引用、转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及《圣经》中的章节)的早期基督教作家也可以获得大量考据。这种考据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梅茨格确认:事实上,这些引文的范围如此之广,如果我们所了解的《新约》文本的所有其他来源都被摧毁,仅凭这些引文就足以重建几乎整部《新约》。》(1968年,第86页)。

这些论点已被过去两个世纪中最伟大的经文鉴别家和语言学家所证实。他们的结论并没有过时,而是与最初提出时一样仍然有效。如果说《圣经》经文的完整性在他们那个时代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那么今天依然如此。请看下面这些世界级权威人士的声明。

新约文本纯正性的学术验证

F.F.布鲁斯(1910-1990年)是一位圣经学者,曾在爱丁堡大学和利兹大学教授希腊语,担任谢菲尔德大学圣经历史与文学系主任,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并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里兰斯圣经经文鉴别与注释学教授。他撰写了40多部著作,并担任过《福音季刊》和《巴勒斯坦探索季刊》的编辑。布鲁斯宣称《新约圣经》的经文鉴别家对不同的读本仍有疑问,但这些疑问并不影响历史事实或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任何实质性问题(1975年,第19-20页,着重号部分)。他还指出:

鉴于这么多世纪以来不可避免地积累了这些错误,人们可能会认为新约经文的原文已经被破坏得无法复原。事实上,有些作家坚持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以至于有时让人怀疑他们会为这种可能性感到高兴。但他们错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部古代文学作品能像《新约》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优秀文本证据(1963年,第178页,着重号部分)。

布鲁斯进一步坚持:

还有些话应该说,而且要着重强调。我们一直在讨论各种不同的抄本,并回顾了它们被视为新约原文最佳代表的比较主张。这些抄本之间并不存在广泛的分歧,不会对教会作为圣书见证人和守护者的责任产生任何影响如果说抄本如此之多,那是因为见证人如此之多。但所有的见证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所有类型在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每一条上都是一致的(1963年,第189页,着重号部分)。

布鲁斯·梅茨格(1914-2007年)也是一位希腊语、新约和新约文本鉴别学的学者,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担任教授长达46年。梅茨格被著名圣经学者雷蒙德·布朗称为“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文专家”(引自埃尔曼和福尔摩斯,1995年,第xi页),是公认的新约希腊文经文权威。他曾担任美国圣经公会董事会成员,是联合圣经公会希腊经文系列的推动者,并曾担任NRSV圣经委员会主席。他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约学者之一。关于古代译本,梅茨格指出:

……即使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手稿,通过将这些相对较早的译本中的信息拼凑在一起,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再现《新约圣经》的内容。此外,即使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希腊手稿和早期译本,我们仍然可以从早期教父的注释、布道、书信等大量引文中再现《新约》的内容(引自斯特罗贝尔,1998, 第59页)。

布鲁克·福斯·韦斯科特(1825-1901年)是一位英国主教、圣经学者和神学家,曾任达勒姆主教,并在剑桥大学担任神学教授。他的同事芬顿·约翰·安东尼·霍特(1828-1892年)是爱尔兰神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教授。他们于1881年共同开创了广受认可的希腊文本《古希腊文新约》。他们至今仍被视为著名的经文鉴别家。他们直言不讳地声称:

关于《新约》中的大部分文字……没有任何更改或其他可疑之处……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被称为实质性更改的部分,只是整个更改的一小部分,没有超过整个经文的千分之一。由于有理由怀疑人们对《新约圣经》中可能存在的经文错误的程度普遍存在夸大的印象……我们希望事先清楚地了解到,《新约圣经》中有多少内容是不需要经文鉴别家的鉴别工作(1882年,第2-3页,着重号部分)。

这些出类拔萃的学者还坚持认为:《新约》经文所依据的证据既多样又充分,在古代文学创作中绝对是独一无二、无人能及(第278页,着重号部分)。他们还说:保存在现存文献中的《新约》书籍在每一个重要方面向我们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都与它们最初写给读者时所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第284页)。

本杰明·沃菲尔德(1851-1921年)于1887年至1921年担任普林斯顿神学院神学教授。他被认为是普林斯顿最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沃菲尔德在其《新约经文鉴别学导论》中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上帝在每一个时代都为教会保留了准确无误的经文文本,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在古代著作中,《新约》不仅在其实际流传和保留使用的经文的纯正性上无与伦比,而且我们也可以从现存大量的证据中看到,这些证据对其相对较少的瑕疵进行了批评……换句话说,《新约》的大部分内容在传给我们时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改动(1886年,第12-13和14页,着重号部分)。

理查德·本特利(1662-1742年)是英国古典文学者、评论家和神学家,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是第一位与古典学界的伟大英雄齐名的英国人。他以文学和经文鉴别闻名于世,甚至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并被誉为英国希腊学派的开创者。以下是他对新约经文完整性的评论:

圣徒作家的真实文本现在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份手稿或版本中(因为原件早已遗失),而是分散在所有手稿或版本中。即使在现存最差的手稿中,它也是准确无误的;在这些手稿中,没有一条信仰教义或道德戒律被歪曲或遗失(1725年,第68-69页,着重号部分)。

马文·文森特(1834-192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世纪末在纽约联合神学院担任新约注释和鉴别学教授。他以在其著作《新约中的字词研究》中对希腊语《新约》字词的分析而闻名 。关于经文的完整性,他观察到:

对于《新约圣经》的虔诚读者来说,大量的差异并不可怕,这是考证大量文献资料的自然结果。只有极少部分的差异会对意义产生实质性影响,而真正重要的差异则要少得多,任何差异都不会影响信仰条文或道德准则(1899年,第7页,着重号部分)。

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爵士(1863-1952年)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杰出英国古文字学家、圣经和古典学者,曾在大英博物馆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他曾于1917年至1921年担任英国科学院院长,并在耶路撒冷担任英国考古学院院长。他毕生研究作为历史文献的《圣经》。在他的巨著《我们的圣经和古代手稿》中,凯尼恩确认:

最后必须强调一句警告的话……基督教信仰的任何基本教义都不是建立在有争议的解读之上的。不断提及的对经文的错误阅读和分歧……可能会让人怀疑《圣经》经文的内容及语言是否没有问题。《圣经》经文的实质内容是确定无疑的,这一点怎么断言都不过分。特别是新约更是如此。《新约》的手抄本、早期的译本以及教会最早的作家引用《新约》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几乎可以肯定,每一段有疑问的经文的真实解读都保留在这些古代权威中的某一处。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古代书籍都无法比拟的(1895年,第10-11页,着重号部分)。

凯尼恩在他的巨著《圣经与考古学》中进一步指出:

这样,原创作日期与现存最早的证据之间的时间间隔变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而怀疑《圣经》是否按原作流传下来的最后疑虑现在也被消除了。《新约》各卷书的真实性和总体完整性最终被确认了(1940年,第288-289页,着重号部分)。

事实上,基督徒可以手持整本圣经,毫不犹豫地说,他手中的圣经是上帝的真道,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真实无误(1895年,第10-11页)。

塞缪尔·戴维森(1806-1898年)是爱尔兰圣经学者,曾任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圣经鉴别学教授和曼彻斯特兰开夏郡独立学院圣经教授。他撰写了许多关于圣经经文的书籍。戴维森在谈到经文鉴别工作时总结道:

它的效果是确定了新约经文在所有重要细节上的真实性。借助它,没有引出任何新的教义;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因它而从默默无闻中被挖掘出来。基督教的所有教义和职责保持不受影响在受圣灵启示的记录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错误……几个世纪以来,《圣经》经文得到了精心的保存……我们完全可以说,从经文鉴别的成果来看,《圣经》在本质上仍然与作者当初创作时是一样的(1853年,2:147,着重号部分)。

弗雷德里克·H.A.克里文纳(1813-1891年)是19世纪杰出而重要的新约经文鉴别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在英格兰南部的几所学校教授古典文学。他是英国新约修订委员会(修订版)的成员,在经文鉴别方面的专长不言而喻,编辑过《坎塔布里吉斯抄本》和多个版本的希腊文新约,将《西奈抄本》和《公认文本》进行核对,是第一个将《公认文本》与拜占庭文本区分开来的人。斯克里文纳在其《新约圣经鉴别导论》中承认:

大家都承认一个伟大的真理——圣经几乎完全没有被故意(原话)篡改的嫌疑;每一个已知抄本在教义和灵命方面的见证都是绝对一致的,来自神的启示贯穿每一个论点和每一个叙述……因此,上帝的旨意使被写下来的神的珍贵的话语不至受损,而且对保持主的教会和会众的宁静是必需的(1861年,第6-7页,着重号部分)。

J·W·麦克佳维(1829-1911年)是一位牧师、作家、教育家和圣经学者。他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圣经学院任教46年,1895年至1911年担任院长。他总结道:这些书最初写成时所具有的一切权威和价值,现在仍然还在延续着(1974年,第17页)。

埃利亚斯·布迪诺特(1740-1821年)是美国一位杰出的开国元勋。他曾在大陆会议(1778-1779年、1781-1784年)任职,1782-1783年担任会议主席,还是美国圣经协会的创始主席。在反驳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一书时,布迪诺解释道:“基督教赖以生存的事实,比任何相隔遥远的事实都有更有力的证据;而将这些事实流传下来的书籍,可以比任何其他同等古老的著作更有力地证明其未经篡改和真实可信(1801年,第239页,着重号部分)。这位国父对《新约圣经》经文精确性的看法同时也是绝大多数开国元勋的看法。

这些杰出的、学识渊博的、有能力的、无与伦比的学者,带着所有的善意,在经文鉴别领域的专业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对圣经经文的可信度、完整性和真实性方面的鉴别,远比当今任何所谓的学者或怀疑论者更有资格,也更准确。事实上,上帝知道最初的原稿不会留存下来,千百年来祂的话语必须通过抄本流传。这个传播过程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上帝的话语可以由没有受启示的、不完美的抄写者充分传达。事实上,《新约圣经》的原始文本已经得到了彻底和充分的验证。

理由之二:翻译过程是有效的

上帝知道,绝大多数人类无法学习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神知道祂的话语必须用普通人的语言翻译出来。翻译过程非常灵活,没有受启示、不完美的译者也能充分传达上帝的话语。虽然有些英文译本很可能试图推进神学议程,但一般来说,大多数译本在要点上并无不同。大多数英文译本都传达了这些要点:(1)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2)一个人必须做什么才能保持得救。尽管译本可能并不完美,但大多数译本仍然传达了这些基本信息。耶稣和使徒们对《七十士译本》的使用就证实了这一事实,《七十士译本》是希腊文对希伯来文的翻译,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很流行。有人认为这个译本的翻译是由72位犹太学者在主前大约两个半世纪被邀请到埃及亚历山大城完成的。尽管学者们认为《七十士译本》是对希伯来文的一个不完美的译本,但《新约》中直接引用《旧约》的大部分都取自《七十士译本》。因此,《圣经》指明了对使用不完美的、来自人的翻译给予了神圣的认可,同时进一步指明上帝的话语通过翻译在几个世纪中得到了充分的传播。

多年来出版了大量讨论圣经翻译准则的书籍。(如尼达,1964;比克曼和卡洛,1974年;雷肯,2009年;格兰特,1961年等)。所有人类语言都有各种共同的语言特征,可以适当利用这些特征来传递来自神的意思。联合国的存在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意思可以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事实上,全世界的信息每天都被有效地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同样,《圣经》(源)语言希伯来语、亚兰语和希腊语的词义、语法和句法也被充分地转移到了英文《圣经》译本中。即使英文译本之间对一些特定段落的译法存在差异,圣经学生也可以通过进一步学习来确定其含义。与希腊语经文的传输一样,翻译过程也为个人提供了可能出现多种含义的可能性。最后,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上帝的信息已经从原始的圣经语言恰当地转换成了英文。

理由之三:英语翻译的历史证明了语言的传承性

所有语言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新的翻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尽管希腊文本已经得到验证,尽管我们知道翻译可以准确无误地完成,但由于翻译是由许多不同的人在几个世纪中完成的,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拥有的是上帝的话语呢?答案是:因为英文翻译的历史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我们知道,希伯来语经文和希腊语经文很早就被翻译成拉丁文,最终在14世纪开始被翻译成英文。英语世界伟大的圣经译者的名声证明了上帝之言流传至今的成就:如约翰·威克里夫、威廉·丁道尔、迈尔斯·科弗代尔)、约翰·罗杰斯((马太福音圣经)、理查德·塔弗纳(大圣经、日内瓦圣经)、马太·帕克(主教圣经)、詹姆士王圣经(1611)、英文修订版(ERV-1888)及其美国对应版本——美国标准版(ASV-1901),以及20世纪和21世纪出现的大量英文译本(参见路易斯,1991)。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被篡改,因为我们有几个世纪以来产生的英文译本,使我们能够检查和验证《圣经》文本。巧合的是,即使我们不了解英文翻译史,我们也可以将经过认证的希腊文本,用英语做一个全新的翻译。

结论

证据是可获得的,而且是决定性的。目前流通的《圣经》印刷本与原始文本并无实质性的差异。那些拒绝接受《圣经》神圣权威的人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知道上帝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

所有人都可以知道真理并得救。所有人都可以知道上帝存在,知道《圣经》是祂的话语。所有人都可以知道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基督的福音,才能得到罪的赦免和得救。所有人都可以知道,我们必须过基督徒的生活,正确地敬拜上帝,并在日常行为中忠诚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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