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相信《圣经》是来自上帝的3个充分理由

《圣经》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印刷的书籍。它是1455年在古腾堡印刷机上批量生产的首批书籍之一。要估算历史上《圣经》和《圣经》部分内容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版和发行总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数字远远超过100亿,因为在过去70年中,仅联合圣经公会就发行了90多亿本(“上帝的事实”,未注明出处)。毫无疑问,《圣经》是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的书籍(“最畅销……”,2014年)。

为什么《圣经》如此受欢迎?最常见的原因是那些印刷、发行和阅读《圣经》的人相信它是上帝启示之言。大多数阅读《圣经》的人并不认为这只是普通人提出的好建议。他们也不认为这是一本为娱乐而写的童话故事书。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所读的这本书是唯一真神的产物。

通常,当人们被要求给出支持他们相信《圣经》出自上帝的理由时,他们会说《圣经》自称来自上帝。当然,《圣经》包含了许多声称受到启示的申明。提摩太后书3:16-17指出“一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事实上,任何人只要翻阅整本《圣经》,就会发现其中有2,700多处声称是神的默示(如“神说”、“耶和华说”、“祂”(神)藉着启示使人知道”)。

然而,尽管我们期望任何一本由上帝创造的书籍都会宣称其受到神的启示,但这种宣称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宣称是启示的必要特征,但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特征。有多本书声称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如《古兰经》、《摩门经》),但他们却与《圣经》相矛盾,并在其他方面也被证明是不准确和有缺陷的(参见米勒,2005;米勒,2003)。仅仅因为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声称是神的启示,并不能正面证明这是来自神的启示。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听众面前宣称自己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事实上,他可以这样声称2700多次。但是,除非他能提供更充分、更充足的证据,否则他多次声称自己是总统也无法证明他自己。

当耶稣在30岁左右向世人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时(路加福音3:23),祂并不期望人们仅仅因为祂说自己是弥赛亚就相信祂。相反,耶稣说:“我若不作我父的事,你们就不要信我;我若作了,你们虽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作的事,叫你们知道并且相信,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约翰福音10:37-38,着重号部分)。如果弥赛亚不能仅凭声称自己是弥赛亚而得到人们相信,对于圣经来说也是同样道理。虽然来自神的宣称很重要(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来自神的宣称也是理所应当的),但仅仅凭声并不能证明任何事情

撰写《圣经》的人并不期望世人仅因为他们声称的缘故就接受他们的著作为上帝的话语。《圣经》作者坚持认为,他们的著作并非基于想象的、无法证实的人和事,而是基于确凿的、可验证的事实。使徒彼得写道:“因为我们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来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凭着一些捏造出来的无稽传说,乃是我们是亲眼见过祂威荣”(彼得后书1:16)。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引言中指出,耶稣“受难以后,用许多无懈可击的证据向使徒显明自己是活着的,且在四十天中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1:3,着重号部分)。《圣经》的作者们明白并坚持他们记录的信息是准确且真实的,是基于大量可验证的证据而应该被接受,而不是基于缺乏证据或“黑暗中的跳跃——冒昧行事”。

那么,《圣经》源于超自然的证据是什么呢?一个诚实的真理探索者为什么要得出《圣经》是宇宙造物主的特殊启示的结论呢?简而言之,证明《圣经》起源于神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圣经》作者所写的一切关于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是正确的

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批评论》一文中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每个理性人都清楚的事实:“人都会犯错”(1709年)。即使我们为自己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并尽我们所能去学习,即使我们为自己设置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措施,但是还是会出错,无知会暴露,错误会发生。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杰出的人,但他有时也会出错(见杰克逊,1997年)。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诗人荷马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但有时“连老好人荷马也会打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贺拉斯,1.359)。在人的知识和能力范围内,人类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一切都正确无误。然而,“在神面前”,“凡事都能”(马可福音10:27)。

如果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的话(有充分证据证明祂确实存在——见里昂斯和巴特,2014年),那么这样一位上帝就能为祂创造的人类提供在最初创作时就完美无瑕的书面启示。祂可以指导未受过教育的人完全准确地写下发生在他们所处时代之前数百年或数千年的事件。祂能“感动”(否则)1普通人准确无误地写下任何当代的人、地方和事物(彼得后书1:20-21)。祂甚至可以指导人类准确无误地书写未来的事件。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得出《圣经》是“神默示而成的”这一合理结论,其原因包罗万象(将被分解为三个部分解释,请见下文),《圣经》的作者在任何事情上的准确性都令人惊叹。

理由一:预见性的预言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恐怖分子袭击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一场可怕的悲剧震惊了美国。在这场悲剧中,有传言称:一位被称为预言家的名叫诺查丹玛斯预言了该事件。有关诺查丹玛斯信息的网站接收到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次的点击。最终,传言中的预言被证明是捏造的且被误解了;诺斯特拉达穆斯并没有对该事件进行预言。但从公众的反应来看,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人显然不只是有点特别。先知耶利米写道:“除非主命令,没有

1如果神不“感动”人的话,普通人就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写下任何当代的人、地方和事物。

人能说什么?”(耶利米哀歌3:37)。先知的观点很明确:除非上帝告知他,否则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言未来。因此,如果《圣经》准确地预言了未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来自上帝。

事实上,《圣经》包含了许多在古代历史上已得到应验的预言,这些预言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得到了完美的应验。接下来请思考以下几个例子。【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提供更多其他事例,请查阅来自Apologetics Press的书籍《Behold》(看哪)或访问www.apologeticspress.org的“Inspiration of the Bible”(《圣经》的启示”)】

推罗城的衰落

根据历史记载,腓尼基城市推罗是历史上最古老、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公元前五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参观推罗的赫拉克勒斯神庙时,询问神庙的年龄,居民回答说神庙和“推罗本身一样古老,推罗已经存在了两千三百年”(希罗多德,2:44)。根据20世纪初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学者华莱士·弗莱明在其著作《推罗历史》一书中所述:“早在公元前1400年,推罗不仅是一座伟大的城市,而且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1966年,第8页)。

然而,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先知以西结提到了推罗将要发生的几件事,作为对该城傲慢无礼行为的惩罚(26:1-14,19-21)。先知预言:(1)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对该城筑起攻城堆;(2)许多国家将前来攻打推罗;(3)该城将被摧毁,像磐石顶端一样被刮平,石头、木材和土壤将被扔进“水中”;(4)这座城市将成为“撒网的地方”;(5)这座城市将永远不会被重建。

历史表明,以西结关于推罗的预言都应验了。

  • 尼布甲尼撒“在推罗国王伊索巴的时代,围困推罗十三年之久”(约瑟夫,1.21)。正如《以西结书》所预言的那样,巴比伦王严重破坏了大陆部分,但是岛城基本上未受影响。
  • 关于“许多国家”将来攻击推罗的预言,公元前392年,“推罗卷入了波斯人和塞浦路斯的埃瓦戈鲁斯之间的战争”,埃及王在这场战争中“攻占了推罗”(弗莱明,第52页)。60年后,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围攻推罗并将其摧毁。事实上,推罗受到了众多外国势力的争夺,以至于弗莱明写道:“腓尼基城市的命运似乎永远都在上下两磨石之间——兵家争夺之地”(第66页)。因此,《以西结书》中关于“许多国家”的预言仍然是无法否认的历史现实。
  • 公元前333年,以西结就预言推罗城将被摧毁,其建筑材料被扔进海水中,但当初这一250多年前的预言尚未实现,但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改变了。生活在大约公元前80年到20年的古代历史学家迪奥多鲁斯·西库罗斯写了大量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付推罗的文章(见西库罗斯,17.40-46)。非宗教历史详细记载了亚历山大摧毁推罗的过程,这与以西结关于该城建筑材料的预言不谋而合。正如以西结所预言的那样,在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中,大陆城市的石头、木材和泥土都被扔进了大海之中(弗莱明,第56页),这使亚历山大可以建造一座陆地桥,让他的军队可以通过这座桥打败推罗岛。如果说以西结准确地“猜测”到了这种情况,那将是把概率法则推到了令人咂舌的极限。
  • 最终,在公元1291年,苏丹哈利勒屠杀了推罗的居民,使这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城中的房屋、工厂、寺庙,一切都化为刀剑、火焰下的废墟”(弗莱明,第122页)。在1291年的这次重大战败之后,弗莱明引用了几篇旅行日志,其中描写到:到访该城的游客提到,1697年该地区的居民“只有几个可怜虫……主要靠捕鱼为生”(第124页)。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很明显,许多国家不断来攻打这座岛城,它曾多次被摧毁,并成为捕鱼的地方,应验了以西结关于撒网的预言。此外,这座受到以西结书谴责的腓尼基城市经历了多次被毁和重建。《哥伦比亚百科全书》在有关推罗的记录中指出“如今这座城市的主要遗迹是十字军建造的建筑物。有一些希腊罗马时期的遗迹,但腓尼基人留下的所有遗迹都位于现在的城市地下”(“推罗”,2006年)。

以西结的预言如此准确,以至于持怀疑论者不得不认为它的著作年代较晚。然而,这种较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承认以西结书的准确性是先知受神启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只有神圣的上帝才能洞察未来,将目光投向数百年后的未来,并准确地指示以西结该写些什么,因此,在预言之后的数百年里,先知话语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应验,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到先知的话应验的时候,人就知到他真是耶和华所派来的”(耶利米书28:9)。

巴比伦的衰落和居鲁士的崛起

想象一下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旅行,参观1787年举行制宪会议的州议会大厦。在参观过程中,导游指着一份文件说,这份文件可以追溯到制宪会议之后不久——大约1820年的文档。这张羊皮纸上记载着一个名叫乔治·W·布什的人,他来自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将在接下来的200年内成为美国总统。但是,怎么会有人知道一个叫乔治·W·布什的人会出生在美国呢?又怎么会有人在布什先生出生前一个多世纪就知道他会成为美国总统呢?此外,1820年的人怎么会知道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叫乔治·W·布什)的人会成为美国总统,而当时的克萨斯州甚至还不是联邦的一部分?这样的预言确实令人惊叹!然而,显然从来没有人做出过这样的预言。令人惊讶的是,《圣经》就作了一个类似的预言,而且完全准确地得到了应验。

公元前八世纪,以赛亚生动地描述了上帝将如何摧毁强大的巴比伦王国——“列国的荣耀”(以赛亚书13:19)。以赛亚以已经发生的方式书写(通常被称为“预言完成时”,在《旧约全书》中经常被用来强调实现的绝对确定性),宣告巴比伦会倒塌(以赛亚书21:9)。然后,他又预言巴比伦会落入玛代人和波斯人之手(以赛亚书13;21:1-10)。后来,他又宣称“金城”(巴比伦)会被一个名叫居鲁士的人征服(以赛亚书44:28;45:1-7)。(这个预言非常了不起,尤其是居鲁士在以赛亚写完这些话后近150年才出生)。以赛亚不仅预言居鲁士会推翻巴比伦,他还写道,居鲁士作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和“牧羊人”,会释放被掳的犹太人,并帮助他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所有这些都是在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公元前539年)近两个世纪前写的。

令人惊奇的是,非宗教历史证实了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真实的。真的有一个叫居鲁士的人统治过玛代-波斯帝国。他确实征服了巴比伦。正如以赛亚预言的那样,他帮助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

耶利米也预言了巴比伦的毁灭,巴比伦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耶利米书50-51)。他预言巴比伦的水会干涸,她的士兵会醉酒并长眠不醒。当居鲁士改变幼发拉底河的流向,通过通常是河口的地方进入巴比伦时,他的预言得到了惊人的验证。而当时巴比伦人在节日庆祝活动中喝得酩酊大醉,该城入口处无人看守。

弥赛亚预言

纵观《旧约全书》,有250多个关于弥赛亚即将到来的预言。每一个预言都在耶稣基督的一生中得到了详尽的应验。诚然,大多数人的一生只能在他们经历之后才能被记录下来,但耶稣的一生在祂来到地球之前就已经被记录下来了。此外,有关耶稣基督的许多预言都是刻意具体化的,无法由一个谎称自己是弥赛亚的凡人来安排。例如,《旧约》告诉我们弥赛亚会在哪里出生(弥迦书5:2),这种情况是出生的人无法操纵的。弥赛亚的死亡过程被详细描述,甚至包括祂的埋葬,这提供了另一个已故者无法串通使其得到应验的例子。

在将以色列的上帝与古代异教偶像进行对比时,先知以赛亚向那些相信异教神明有力量的人发出了挑战。以赛亚对偶像是这样说的:“让他们进前来,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甚么事!你们要说明先前发生的事,好让我们思索……。你们要指明未来的事,使我们知道你们是神明!”(41:22-23)。根据以赛亚的说法,任何能够持续预测未来的神明都会被承认为真神,而任何无法预知未来的神明都会被归入虚假宗教的垃圾堆。为了证明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以赛亚引用了上帝的这句话:“我是神,没有一位像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就宣告尚未成就的事”(46:9-10)。的确,以赛亚的上帝能够预言未来。推罗和巴比伦的灭亡、居鲁士的统治以及弥赛亚的降临只是其中几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只要证据确凿,寻求真理的人就必须承认,《圣经》中所包含的预言表明,《圣经》是在上帝的启示下写成的。

理由之二:科学准确性和预知性

虽然《圣经》没有把自己呈现为一本科学或医学教科书,但如果上帝真的默示了《圣经》的各卷书籍,那么在各卷书籍中发现的每一个科学或医学细节都应该是完全准确的。此外,其他古代非启示性的文本页面中充斥的所有的科学和医学错误完全不存在圣经的记录中。当《圣经》谈到科学学科时,它是无懈可击的,还是包含了人们期望在古代易犯错误的人的著作中找到的错误?

埃及人在古代世界因其在医学领域的进步而闻名。20世纪早期的药物化学家塞缪尔·马森吉尔博士指出,“埃及是古代世界的医学中心”(1943年,第13页)。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大流士国王的做法是“让一些埃及医生随侍左右,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希罗多德,3.129页)。在详细记载了许多流传下来的埃及医药知识的古代文献中,《埃伯斯纸草卷》(1872年发现)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布莱恩,1930年,第1页),其中包含大量据称可以治疗、增强及预防的药物疗法。“纸草卷中总共记载了811种药方,其形式包括涂油膏、膏药和湿敷药物;鼻烟、吸入剂和漱口水;药水、糖果和药丸;熏蒸剂、栓剂和灌肠剂”(第15页)。在数以百计的药方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弊大于利的恶心疗法。例如,在题为“如何拔出肉里的刺”的一节中,就开出了一种由“虫血、鼹鼠和驴粪”组成的药方(第73页)。帮助治疗皮肤病的药物包括猫粪、狗粪和猪牙(第92页)。埃及人似乎是最早提出“好的和值得称赞的脓液”这一概念的人之一(麦克米伦和斯特恩,2000年,第10页)。必须指出的是,埃及的一些药物是有用的,但有害的疗法和成分却给现代读者眼中的整个埃及医药事业蒙上了令人作呕的不可信的阴影。

诚然,《圣经》中并没有列出长长的医学处方清单。《圣经》的作者并不打算写一本医学教科书。然而,特别是在《旧约全书》的前五卷中,有许多关于卫生、检疫和其他医疗程序的规则,这些规则用来指导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其他古代文明所拥有的有害疗法和成分在《圣经》经文中却完全不见踪影。事实上,摩西五经展现了“现代”直到最近才掌握的对细菌和疾病的理解。

病菌、产褥热和圣经卫生学

1847年,一位名叫伊格纳茨·塞梅尔维斯的产科医生担任奥地利维也纳一家医院的病房主任,许多孕妇住进了他的病房,但其中有10%—18%的孕妇再也没有出院。大约每六名接受塞梅尔维斯治疗的孕妇中就有一人死于产褥热(纽兰,2003年,第31页)。尸检显示她们的皮下、胸腔、眼窝等处都有脓液。塞梅尔维斯对他的病房以及全欧洲其他类似病房的死亡率感到痛心。纽兰指出,澳大利亚、美洲、英国、爱尔兰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建立了医院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死亡率(第41-43页)。但是,如果妇女使用接生婆接生,那么死亡率仅为3%左右。然而,如果她选择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设施,她死亡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塞梅尔维斯尝试了一切办法来减少过高的死亡率。他让所有的妇女侧卧,希望能降低死亡率,但没有任何效果。他想,也许是神父凌晨敲响的钟声吓到了妇女。因此,他让牧师悄无声息地走进去,然而死亡率还是没有下降。他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困境,一边看着年轻的医学生执行他们的日常任务。每天,学生们都会对死去的产妇进行解剖。然后,他们会在一碗血水中冲洗双手,用共用的脏毛巾上擦拭,然后立即开始对仍然活着的妇女进行内部检查。即是医生又是历史学家的谢尔温·努对这种做法发表了评论:“因为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在来到第一病区之前洗手(除了表面上的),或更换衣服,所以他们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换衣服”(第100页)。作为21世纪的观察者,想到这种做法居然发生在当时还是“现代技术”的机构中,不禁令人震惊。哪个头脑正常的医生会接触死人后,然后对活着的病人进行检查,而不首先采取某种最低限度的卫生措施来杀灭手上和衣服上的病菌?但对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来说,病菌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随后,塞梅尔维斯命令病房里的每个人在每次检查后都要用含氯溶液彻底洗手。三个月后,死亡率从18%降至1%。塞梅尔维斯做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发现,或者“塞梅尔维斯做出一个开创性的发现了吗?”在塞梅尔维斯时代的近3300年前,摩西曾写道:“凡接触死尸者,七日不得洁净。他要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用水洁净自己,然后他就干净了。但他若不在第三日和第七日洁净自己,就不得洁净”(民数记19:11-12)。细菌并不是1847年的新发现;《圣经》早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记载了防止细菌传播的措施。

细菌与用来洁净的水

如果将《旧约》中的指令与《新约》中对这些行动的解释进行比较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古代的一些禁令主要是象征性的(如《约翰福音》19:31-37)。尽管旧约中存在这种象征意义,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忽视旧约中那些具有实用价值的指示,它们证明了律法写作背后存在着一个大师级的智慧。《民数记》第19章中就有这样一条指令,其中要求以色列人准备“洁净水”,用来清洁任何触摸过死尸的人。

乍一看,洁净水像是包含了小牛的灰烬、牛膝草、香柏木和朱红色线的迷信药水制作大杂烩。但这种配方与“驱逐邪灵”的药水相去甚远。恰恰相反,洁净水的配方在今天看来是《圣经》智慧的绝佳例证,因为这个配方不亚于生产抗菌肥皂的程序。

当我们逐一研究这些成分时,就会开始发现每种成分的价值。首先,考虑到灰烬的使用。被称为碱液的化学物质是当今许多肥皂的主要成分之一。事实上,高浓度的碱液对皮肤有很强的腐蚀性和刺激性。较高浓度的碱液被稀释后可用作极佳的去角质剂和清洁剂。各种碱性肥皂配方显示,要获得碱液,通常需要将水倒入灰烬中。从灰烬中流出的水含有一定浓度的碱液。摩西指示以色列人准备一种混合物,其中包括在稀释溶液中混合的碱液,这本来就是阻止细菌传播的理想选择。

洁净水的具体成分是什么?牛膝草含有杀菌的百里酚,与我们今天在某些品牌的漱口水中发现的成分相同(麦克米伦和斯特恩,第24页)。“香柏木木具有驱虫和防腐的作用,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制作储藏柜。香柏木油以油的形式被人使用,它具有杀菌、收敛、祛痰(清除呼吸系统中的粘液)、抗真菌、镇静和杀虫的作用”(“香柏木油”,未注明出处)。以色列人奉命在混合油中加入“朱红色线”,这很可能就是朱红色羊毛(见希伯来书9:19)。在混合物中加入羊毛纤维会使这种混合物成为“古代的Lava®肥皂”(麦克米伦和斯特恩,第25页)。

几千年前,人们还没有正式研究过哪种清洁方法最有效,美国的先驱们还没有调制出碱液;几千年前,我们最先进的医科学生还不了解细菌理论,摩西就指导以色列人调制出了一种神奇有效的肥皂配方,如果在当时的奥地利维也纳的医院等医疗设施中恰当的使用这种肥皂,实际上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隔离

《旧约》的记载为医学领域增添了另一种极为有益的做法,它详细描述了生活中应该进行隔离的疾病。《利未记》列出了一系列疾病和以色列人接触病菌的方式。患有大麻风等疾病的人被指示“独居”“营外”(《利未记》13:46)。如果患病的人接近没患病的人,他被指示“捂住胡子,喊叫:‘不洁净!’”(13:45)。值得注意的是,捂住胡须(“上唇”——美国标准版圣经)可以防止患者口中的唾液和喷溅物自由通过空气传播,就像咳嗽时捂住嘴一样。

罗德里克·麦克格鲁在《医学史百科全书》中指出,《旧约》中的隔离规则体现了对传染的理解:“传染的概念在古典医学传统中是陌生的,在希波克拉底的大量著作中也找不到它的踪迹。然而,《旧约全书》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传染病学理论,尤其是关于麻风病和性病方面”(1985年,第77-78页)。在这里,《圣经》再次展示了惊人准确的医学和科学知识,这些知识超越了任何已知的人类智慧,在其撰写时期也是如此。

许多医生将摩西的医疗指导与有效的现代方法进行比较后,开始认识到《圣经》的惊人价值和深刻见解。正如20世纪的药理学家和希伯来语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马赫特博士曾经写的:“希伯来语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心挑选的,蕴含着宝贵的知识和深刻的意义”(1953年,第450页)。的确,在人们完全理解其意义之前的几千年里,《圣经》里记载的正确医疗方法就为《圣经》是神的默示提供了极好的证据。

理由之三:《圣经》的总体事实准确性

假设我们要请一组历史学家撰写市面上最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历史。假设我们给他们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著作,并且提供无限的资源供他们研究。在那段时间结束时,拿着他们新出版的卷册,我们能够自信的说他们已准确无误地记录了重要的日期和信息吗?不,我们不能。事实上,正如每个像样的出版公司老板都知道的那样,在短短几年内,我们就会需要第二版。在十年之内,会有很多新的信息出现,因此有必要出第三版或第四版。而且在20年内,如果我们想准确地保存历史,我们很可能需要一本全新的书。但是当我们查阅《圣经》的66卷书时,我们会发现其完美的历史准确性,从未需要更新或更正。

《圣经》中每一个可以进行历史性核实或验证的记载都表明,《圣经》的撰写者从未犯过一次错误。《圣经》书卷的完美准确性表明,在书籍的撰写中必定有超越人类能力的智慧参与其中。

《使徒行传》的准确性

威廉·拉姆塞爵士曾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是世界级的考古学家。他所接受的广泛教育使他具备了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伴随着这种学术精神而来的,是对《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所谓的不准确性的固有偏见。正如拉姆塞自己所说:

大约在1880年到1890年间,《使徒行传》被认为是《新约圣经》中最薄弱的部分。没有一个重视自己学者声誉的人愿意为《使徒行传》辩护。最保守的神学学者通常认为,为整部《新约》进行辩护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尽量少谈《使徒行传》(1915年,第38页)。

由这些“学者”培训出来的人都持有相同观点并不足为奇,拉姆塞也是如此。然而,他最终放弃了这一观点,因为他愿意做他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敢做的事情——一手拿考古学家的镐,一手拿着打开的《圣经》,亲自探索《圣经》之地。他声称是为了证明《使徒行传》中路加所记录的历史是不准确的。但令他惊讶的是,《使徒行传》通过了任何历史记载都必须通过的所有考验。事实上,经过多年在小亚细亚挖掘证据后,拉姆赛得出结论,路加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历史学家。李·S·惠勒在他的经典著作《发现基督的著名异教徒》中详细叙述了拉姆赛的生平事迹(1931年,第102-106页),然后引用了这位著名考古学家最终承认的话:

随着我对《使徒行传》研究的越来越深入,以及年复一年对古希腊罗马社会、思想、时尚以及这些省份的组织结构的更多的了解,我就越是钦佩,理解。我开始在希腊和亚洲交界处寻找真理,并在这里(使徒行传-KB/EL)找到了真理。你可以对路加的文字进行超越任何其他历史学家的推敲,它们经得起最严格的审察和最严肃的对待,但前提是评论家必须了解这一主题,并且不超越科学和正义的界限(拉姆塞,1915年,第89页)。

现在,《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极其精准的历史学家,以至于拉姆塞在亲自研究了路加历史记录的严谨性之后,开始相信基督教。有什么合理的理由拒绝路加令人惊叹的精确见证呢?正如韦恩·杰克逊所总结的那样: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提到了32个国家、54座城市和9个地中海岛屿。他还提到了九十五个人,其中六十二个人的名字在《新约》的其他地方没有被提及。他所引用的资料,凡是可以查证的,都是正确的。鉴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领土状况几乎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这一点确实非常了不起(1991年,27:2)。

彼拉多碑文

耶稣生命的最后几天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日子。在所有的暴力中,有一个人有权力制止所有的酷刑、有一个人可以叫停罗马士兵,使耶稣免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名字叫本丢·彼拉多,是基督受难时统治犹太地区的罗马官员。在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时,不能不提到这位罗马官员的名字,他判处基督死刑–尽管彼拉多知道他是无辜的(约翰福音18:38;19:4,6)。

虽然《圣经》多次提到彼拉多,但在考古证据中却找不到他的名字。数百年来,没有任何石刻或其他实物证据能证明一个叫彼拉多的人与基督或犹太有任何关系。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嘲笑《圣经》,同时嘲笑声称富有创造性的《圣经》作者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捏造了彼拉多。毕竟,如果彼拉多是一位如此杰出的领袖,难道不会有某种考古证据来证实他的存在吗?

1961年,一支意大利考古队在凯撒利亚发现了一块高32英寸、宽27英寸、厚8英寸的石板,这让批评者哑口无言。在这块现在被称为“彼拉多铭文”的石板上,留下了这个简单的称谓:“本丢·彼拉多,犹太总督”——几乎与《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中对他的称呼完全相同。这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越是挖掘过去,就越能发现《圣经》确实是神的话语这一真理(参见普莱斯,1997,第307-308页)。

事实上,无数的考古发现已经验证了《圣经》的准确性。正如知名考古学家纳尔逊·格鲁克所写的:“可以明确地说,没有任何考古发现与《圣经》中的记载相悖。已经有数十项考古发现,以其清晰的轮廓或确切的细节证实了《圣经》中的历史记载”(1959年,第31页)。实际上,《圣经》完美的历史准确性,以及没有人类著作中常见的错误,证明了其神圣起源。

结论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系列书籍能像《圣经》那样保持超自然的一致性。从《创世记》第一卷到《启示录》最后一卷,大约有40位作者撰写了各自的著作,这些著作共同构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传播最广、完美统一、毫无瑕疵的书籍。单凭人类的聪明才智,根本不可能写出具有如此具有预测性的预言、科学上的先见之明和整体事实准确性的作品。常识往往要求一个充分的解释。唯一符合现有证据的合理结论是,《圣经》是“由上帝默示而成的”。

参考资料

“最畅销非虚构类图书”(2014年),吉尼斯世界纪录,http://www.guinnessworldrecords.com/records-1/best-selling-book-of-non-fiction/.

布莱恩、西里尔(1930年),《古埃及医学:埃伯斯纸草卷》(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阿瑞斯出版社)。

“雪松油”(无日期),Spavelous,http://www.spavelous.com/Articles/Health_Nutrition/Aromatherapy_Chart.html.弗

莱明、华莱士·B.(1966),《推罗城历史》(纽约:AMS出版社)。

格鲁克,纳尔逊(1959),《沙漠中的河流:内盖夫的历史》(纽约: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库达希出版社)

“上帝的事实”(无日期),http://www.wwj.org.nz/gfacts.php.

希罗多德(1972年再版),《历史》,奥布里·德·塞林库尔译。(伦敦:企鹅出版社)。

贺拉斯,“诗艺”,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horace/arspoet.shtml.

杰克逊,韦恩(1991年),“圣经——上帝的启示”,《基督教信使》,27:1-3,5月。

杰克逊、韦恩(1997年),“荷马有时打盹,但《圣经》的作者从未如此!”。Apologetics Press,

https://www.apologeticspress.org/apcontent.aspx?category=13&article=249.

约瑟夫·弗拉维乌斯(1987年),弗拉维乌斯·约瑟夫的生平与作品:《反对亚比安》,威廉·怀特森翻译(马萨诸塞州皮博迪:亨德里克森出版社)。

莱昂斯,埃里克和凯尔·巴特(2014),“相信上帝的7个理由,”《理性与启示》,34[10]:108-120,

https://apologeticspress.org/apPubPage.aspx?pub=1&issue=1175.

马赫特,戴维·I.(1953),“对利未记第11章和申命记第14章的药理学实验赏析,”《医学史通报》,27[5]:444-450,9月-10月。

马森吉尔,S.E.(1943),《医学与药剂简述》(美国田纳西州布里斯尔:S.E.Massengill出版社)。

麦格鲁,罗德里克(1985),《医学史百科全书》(英国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麦米伦,S.I.和大卫·斯特恩(2000),《没有这些疾病》(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瑞维尔出版社),第三版。

米勒,戴夫(2003),“《摩门经》来自上帝吗?” Apologetics Press,

https://www.apologeticspress.org/apcontent.aspx?category=11&article=1187.

米勒,戴夫(2005),《古兰经揭秘》(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 Apologetics Press)。

纽兰德,谢尔文·B.(2003),《医生的瘟疫》(美国纽约:Atlas Books)。

波普,亚历山大(1709),“评论论文,”http://languagelog.ldc.upenn.edu/myl/ldc/ling001/pope_crit.htm。

普莱斯,兰德尔(1997),《石头在呼唤》(美国俄勒冈州尤金:收获之家)。

拉姆赛,威廉(1915),《最近发现对《新约圣经》的可靠性的影响》(英国伦敦:侯德和斯托顿出版社)。

锡库卢斯,迪奥多罗斯(1963),《历史文库》,C.布拉德福德·韦尔斯译(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泰尔”(2006),哥伦比亚百科书,http://www.encyclopedia.com/topic/Tyre.aspx。

惠勒,李·S.(1931),《发现基督的著名异教徒》(美国纽约:评论与先知出版协会)。


Published

A copied sheet of paper

REPRODUCTION & DISCLAIMERS: We are happy to grant permission for this article to be reproduced in part or in its entirety, as long as our stipulations are observed.

Reproduction Stipu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