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后裔
在《创世记》3：15中有一个容易被不注意的读者忽略的奇特表达。1经文这样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预言是在上帝对蛇讲话的背景下说出的。2这个预言的特别之处在于，女人，也就是夏娃，被说成是产生或拥有“后裔”。在这节经文中，英文单词对应的希伯来词，是用来播种以生产农作物的普通用语“种子”一词（例如，创世纪1:11-12）。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可以指代人类的种子，即“男性精液”（利未记15：16,32;22：4）。3通过转喻，这个词也可以指“后代”、“子孙”、“后裔”或“后代”。4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种子”的概念通常被赋予给男人，而不是女人。在现代遗传学被发现之前——这门科学主要是从19世纪奥古斯丁修士格里戈尔·孟德尔开始的，他现在被认为是现代遗传学之父——普遍的理解是男性是生殖过程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贡献者。女人当然是生产孩子的重要变量——如此重要，以至于当男性君主未能生育男性继承人时，通常会怪罪于她。然而，她的角色通常被看作是类似于孵化蛋的孵化器的角色。普遍的观点并没有将女性在生育后代中的贡献视为与男性平等。
大约一个世纪前，雷金纳德·潘内特就已经很好地阐述了这一情况。潘内特是一位英国遗传学家，他于1910年与他人共同创办了《遗传学杂志》，今天人们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可能是他创造了潘内特方格——生物学家至今仍然使用它来预测后代基因型的概率。他撰写了《孟德尔主义》一书，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一本遗传学教科书。潘内特曾担任生物学教授，后来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首位亚瑟·巴尔弗遗传学教授。以下是潘内特对18世纪之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的总结性评价：
在原始民族中，似乎很少有人试图确定父母双方在后代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赋予他们特殊的遗传能力，哪怕是最模糊的方式。人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改进他的家养动物和植物的品种，然而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我们才有了明确的证据来解释这些遗传现象。当时，人们认为人类生育后代与从种子生产作物相似。种子来自男人，女人提供了土壤。许多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一直被普遍接受，直到人们认识到女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因素，遗传学的物理基础才得以确立。这种认识是通过显微镜实现的，因为只有显微镜的出现，才使得对微小的性细胞的实际观察成为可能。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直到18世纪末，科学家们才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每个性别对通过他们共同努力产生的后代都做出了明确的物质贡献。5
与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不同，《圣经》通过使用与现在更好理解的科学真理相一致的术语，展示了它的神圣起源。虽然神也经常提到男人的后裔，但神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提到“女人的后裔”，当主的天使安慰夏甲时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世记16：10；参见24：60）。词语“后裔”通常是“种子”的意思。翻译者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的结论翻译成英文，而不是让《圣经》经文保留其原始术语。
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认为《创世记》3：15中的“后裔”仅仅是用来指“后代”、“子孙”或“后辈”，并没有意图暗示女性拥有与男性相似的“种子”。然而，要注意的是，除非女性也拥有可作为后代的“种子”，否则语言中不会用这个词来指代女性的后代。口语化或换喻意义的使用是基于对“种子”这个词字面意义的实际理解。摩西在《创世记》的其他部分也反复使用了同样的词来指代族长的“种子”6。请注意：“后代”或“子孙”——不论来自男性还是女性——都必须来自于字面上的、真实的“种子”，即结合在一起创造另一个人类的遗传物质。
这个非凡的弥赛亚预言，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被宣告，并由摩西在3500年前记录下来，包含了一个对人类解剖学复杂特征的奇妙暗示。这种精细的意识，除非《创世记》的作者被一个更高的、超自然的力量引导——这位力量负责人类身体的创造——否则是无法解释的。同一位创造者为世界提供了一份关于祂在人类历史中复杂、不可思议的作为的无误记录。
注释
1 Dave Miller（2021），《隐藏在圣经中的深层含义》（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所罗门王出版社）。
2 关于这个预言的弥赛亚性质的讨论，请参见 Walter Kaiser（1980），《旧约神学词典》，编辑 R. Laird Harris、Gleason Archer Jr.、Bruce Waltke（芝加哥，伊利诺伊州：Moody），1:253；Jack Lewis（1991），《女人的后裔（创世纪3:15）》，《福音派神学学会杂志》，34[3]:299-319。
3 Josiah Gibbs（1832），《希伯来语及英语词典手册》（纽黑文，康涅狄格州：Hezekiah Howe），第62页；William Osburn（1845），《新希伯来文-英语词典》（伦敦：Samuel Bagster & Sons），第77页。参见《民数记》5:28——“她必怀上子嗣”——F. Brown, S. Driver, C. Briggs（1907），《布朗-德赖弗-布里格斯希伯来语及英语词典》（皮博迪，马萨诸塞州：Hendrickson），第282页。
4 L. Koehler, W. Baumgartner, M.E.J. Richardson, J.J. Stamm（2000），《旧约希伯来语和亚兰语词典》（莱顿：E.J. Brill，电子版），5:283；F. Brown, S. Driver, C. Briggs（1907），《布朗-德赖弗-布里格斯希伯来语及英语词典》（皮博迪，马萨诸塞州：Hendrickson），第282页。另见Samuel Lee（1840），《希伯来语、迦勒底及英语词典》（伦敦：Duncan & Malcolm），第178页；Selig Newman（1834），《希伯来语及英语词典》（伦敦：Longman, Rees, Orme, Brown & Green），第152页。
5 R.C. Punnett（1913），《孟德尔主义》（纽约：MacMillan），第1-2页，加粗部分。
6 创12：7；13：15-16；15：13,18；21：13；22：17-18；24：7；26：3-4,24；28：13-14；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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